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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壹片哀鸿狆國壹枝独秀能挺几時

发布时间:2019-10-13 01:17:48

世界一片哀鸿,中国一枝独秀能挺几时?

> 有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名曰《世界是平的》,大受国内某些人的追捧。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大唱反调,提一些貌似新奇的概念,和我们喜欢提出新的口号有异曲同工之处。你说地球是圆的,美国人就说世界是平的,这就有了卖点。其实,今天的世界,特别是商品价格,在我看来既不圆也不平,而是跌的,是缩的,是绿的,总之不是平的,而是凹的。细心聆听,一片哭跌之声。放眼望去,四处惨绿之色

。当然,“万绿丛中一点红”,这个“红”就是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房价。

如,中国截至9月底共持有5850亿美元美国国债,已超过日本持有的总量。美国《华盛顿》发表题为《美国经济掌握在中国手中》的文章指出,中国已成为拥有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意味着中国已开始拥有掌控美国经济的能力。

文章强调,美国每10美元的外债中,就有一美元是从中国借来的。要预备7000亿美元的救巿资金,美国必须看中国“眼色”行事。

根据美国财务部的消息,9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比前一个月增加了436亿美元,总额为585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量(5732亿美元)。而在三年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量只达到了日本1/3的水平。但是,日前的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9556万亿美元(9月末统计的资料),跃居到了世界第一位。中国利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收购了大量的美国国债。

由于中国已可以左右美国经济,如果中国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美国将受到重大影响;相反,如果中国增加收购美国国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会上升,美国商品价格会受到影响。

美国外交协会研究员评论:中国目前正打算在美国财政脆弱状况,“借船出海”,让人民币同美元、欧元、日元一样,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为此,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日前在中央财经大学的讲座上指出,应让人民币加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且人民币完全具有这个条件。她还表示,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提高中国产品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同时要逐渐让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加快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给人民币持有者创造投资的渠道。(11月20日《上海证券报》)

吴晓灵作为央行前行长,国内资深金融学家,11月3日,她更是在出席2008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论坛时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对金融市场发展提出新挑战,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而在未来货币体系中,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

她的这些观点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但从原则到实际却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人民币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中间需要经过许多环节,经过一些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取决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或持续坚挺,这样才有一些国家的央行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其后,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

,实行可自由兑换,通过这些步骤,人民币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

众所周知,当前是美元一家独大,作为一种全球货币给美国及其公民带来的好处要比人们想像的多,它已将其他国家的真正资源转移到了美国。因此,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变革国际金融秩序,实现货币的多元化。实际上,这个问题已谈了30多年,但没有什么结果。近十年来,只有欧元区的建立、欧洲货币的使用才能说是国际货币多元化的一大变化。

早在2003年底,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大胆预言:到2030年,全球将形成以美元、人民币和欧元共同支撑的三大货币格局,这主要依赖于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而且取决于三者之间合作的程度如何。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都很大,而且人民币正在稳健升值,与美元、欧元叫板,也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问题是人民币缺乏的是可自由兑换,而目前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主要原因是国内金融体系不够健全。

有人说,人民币已在亚洲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理应是国际货币之一。业内一位专家对人民币在境外流通情况进行了多年调研,发现过去人民币仅在边境地区流通,目前已经在部分发达国家的部分地区流通和兑换。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人民币在境外流通的范围越来越广、数量也越来越大。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的又一个“硬通货”。

例,在老挝的许多地方,人民币完全可以替代本币在境内流通,最远深入到老挝首都万象一带。而在中缅边贸活动中,每年流出、流入的人民币多达10多亿元。人民币在越南流通范围也非常广,已经在越南全境流通。越南国家银行已经开展了人民币存储业务。事实上,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活动中,人民币早已担当起了“区域结算货币”的职责。

金融分析师认为,作为一种区域结算货币,并不等于说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货币。国际贸易的核心就是国际金融,包括货币结算、投融资体系、资本市场,这是一个整体。现在人民币和美元挂钩,但不能自由兑换,就相当于中国的对外贸易缺了一条腿。目前人民币只是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商务交易中的货币,还不是某个国家的储备货币,因而离国际货币还有一定距离。

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化的货币,就要首先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区域性货币。然而,要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其立足点是要建立健全金融体系。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取决于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

。而目前中国的银行改革还没有完成。因此,国务院早已确定了先进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再进行汇率改革的方针。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为人民币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还有另一个巨大好处,那就是人民币会顺势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鉴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规模改革已经如箭在弦,如果人民币能及时成为“硬通货”,那将对中国争夺国际金融监管的话语权大有帮助,否则,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不知要等待多少年。

时至今日,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蔓延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一旦市场清醒地认识到一场全球性衰退将不可避免,“去杠杆化”的过程将会更加激烈。同样是被次贷危机牵连,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储备充足,损失情况尚在可控范围之内。这样的情况也导致了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不援助”的声音,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必要为美国犯下的错误买单

。正如德国财政部长皮尔·施泰因布里克所宣称的次贷危机的源头和焦点是美国一样,各国国内都有类似的论调,争论着是否应该让危机的肇事者美国自吞苦果。

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其实金融海啸早已对各国的经济环境造成了无法忽视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独善其身。由于金融因素所导致的资产价格下降,中国投资者的财富水平已经急剧缩水。外资银行借贷资金匮乏,房价开始下跌,这些情形都是经济信心严重受挫的表现。周边经济环境的恶劣、信贷紧缩、资产价格下跌和市场信心的丧失进一步导致了国内消费疲软,而欧美经济的低迷更是让中国国家经济难以通过出口弥补因内需紧缩出现的问题。事实上,这种问题带来的危机已经渐渐显现,近期合俊集团等一批国内企业的破产,就是在借贷紧缩情况下,融资渠道受阻,而出口业务又备受全球需求萎缩的影响,最终无力为继的结果。

有分析家指出,中国必须努力将经济增长保持在7%以上才可能避免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发生,才能维持社会稳定。中国在过去5年内保持的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在今年预计将会降至10%以下,而全球性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全球范围衰退的连锁效果却尚未完全显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刺激经济也是中国目前最需要做的。

正是由于这样,11月9日中国国务院公布了规模达4万亿人民币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范围跨10个部委,其中今年第四季度的投资将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中还包括了减税措施和放松信贷的政策,为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争取生存空间。

面临世界金融系统动荡乱局,中国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与管理层对缓冲经济的决心,必将是中国经济渡过这个“金融寒冬”的最大助力。

有人说,中国这又是在搞“大跃进”?无可否认,4万亿投资在振奋经济增长信心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市场回稳的希望,但是,短暂的兴奋所带来的机会是否难以持久?对4万亿投资的兴奋说成政策累积效应取得了预期效果,还不如做点救市的实事,因势利导把促使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要求切实落到实处。

对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而言,美元绑架人民币也好,人民币绑架美元也罢,心急是吃不得热豆腐的。在当前情况下,以中国国内的房价“万绿丛中一点红”为例:过高的房价可以用加息的措施进行平抑,相反的过程也同样适用,如果说华尔街金融风暴在美国引起了极为严重的破坏效应,那么说,这场风暴在中国引起的则是导致外向型经济运行体系大幅收缩的降温效应,应该说并不是中国国内的需求不足,现在最时髦的经济术语就是内需不足,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拉动内需,而是说,由于国外消费市场的萎缩,我们的出口产品的“外需”部分受到了抑制,才使得我们国内市场消费的“内需”不足的矛盾显得异常突出。

这足可以说明:房地产问题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个国内的经济问题,当房地产问题用经济的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的时候,超越经济的界限才是房地产的政治问题。是什么一种力量打破了中国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呢?是土地,是不断扩张的城市用地!

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化的货币,就要首先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区域性货币。中国经济要想继续发展的神话,就要首先让土地成为国内经济的主体、地区性发展主体。惟有土地流转,才是尽快扩大市场经济规模和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一肩挑”的扁担,舍此则终究不免“两手提篮(难),两头落空”。这也是当前中国中央政府4万亿人民币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拉动十万亿或十万亿以上的奥妙所在!最后,用一句话作结:既然已经绑架或被绑架,那就让这绑架或被绑架来得更全面、更猛烈一些吧!

附:孙立平: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结构定型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常规的现象。除非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定型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大体处于定型的状态。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定型的结构是与较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

就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这样的几个迹象是需要给予足够注意的。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着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

,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

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最近几年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精英联盟

相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几年中,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在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寡头统治

精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地产制度。到18世纪末的时候,大地产制已经在拉丁美洲占据了支配地位,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对对政治事务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构成。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了经济寡头。俄罗斯众寡头不仅控制着俄的经济,甚至逐渐将触角伸至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等方式左右选举过程,干预决策、立法等,有的还亲自出任政权机关要职。2000年5月,普京就任总统几个月后,便开始对经济寡头进行打击。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寡头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近几年中,有关中国社会中精英寡头化的议论在开始出现。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强”和“抓大放小”战略思想推动下,国有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发育迅速,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大量消失;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资源积聚迅速,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寡头垄断”这个概念已经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的政商联盟掌握着行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控制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转型时期精英联盟的寡头化,与俄罗斯社会中的寡头统治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寡头化精英并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巨大的财产,寡头发挥作用的制度化空间也没有俄罗斯那样大。其实,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力状态,以及其权力的靠山。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阶层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有两个迹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前几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二是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中开始成为掠夺对象。在房地产热中,开始出现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新现象。拆迁中的受损害者不仅包括城市的下层,也包括了一部分中产阶层。某大都市一个项目的拆迁过程被人们称之为“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在没有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拆毁。而从该小区25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看,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公认的“受尊敬”的职业,有高等法院法官、局处级干部、军官、警官、医生、教师、作家、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等。但即便如此,也没有避免被强行拆迁的命运。而房价的上涨,也构成对中产阶层的直接影响。在许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领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也苦不堪言。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存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上涨的速度。对于相当一些白领阶层成员来说,即使努力买了房子,经济负担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见的。有专家指出

,随着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债务最高,分别达155%和122%,已经超过2003年美国的平均家庭债务比例115%。结果,就是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

赢者通吃

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会中,分配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种弥散型分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这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收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层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1000多亩地,建造了100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18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20亩,标价1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开始全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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